作品相关 关于同性恋

    同性之爱，常为人们所异视，然而同性之爱自古有之。在东方文化历史中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，同时也是同性性文化的先祖之大国。

    有语云：“杂说称娈童始黄帝。”（清代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二）中国同性恋的开端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。到商周，就有“比顽童”、“美男破产(老)、美女破居”之类的说法。在周朝的民间诗歌中，也有许多赞美男风之词，如《诗经》中的《郑风》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，都认为是“两男相悦”之词。可称为楚辞的开祖的千年前战国越地著名的《越人歌》，也是同性情歌中的典范。至于历史上的同性之爱的记载，则举不胜举。在宫廷中，有龙阳之好、安陵之幸、余桃之爱、断袖之恩，有男皇后韩子高，唐称心与李承乾；在社会上，春秋有潘章和王仲的罗浮山共枕树，战国有鄂君子皙与渔夫的《越人歌》，魏有潘安，晋有周小史……不胜枚举。还有许多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名人，也崇尚这种男风，如明代著名文学家，三袁之一的袁中道，有名的戏曲作家张凤翼，明末清初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，明代最大的海寇，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，明末农民军首领，张献忠，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，清初文学家林嗣环，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，清代著名诗人袁枚，清代著名学者毕沅，太平天国杨秀清等等。

    不过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些人大多属于双性恋，即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接受的类型，并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同性恋。这种行为表现在他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妻室家庭，只是崇尚男风而已。

    从现有的史籍资料来看，中国汉以前“狎昵娈童”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，但到了魏晋南北朝，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，并且多有歌咏之词。至唐朝与五代期间，男色之风渐衰，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，男子公然为娼，聚集于风月作坊，招揽生意。元代男色之风又衰，到明清时期又复盛，尤其是清代，盛行“私寓”制度，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。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，称“男风”，小孩被称为“相公”或“象姑”。当时北京有本叫《朝市丛载》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书上，载有吟咏相公的诗：“斜街曲巷趋香车，隐约雏伶貌似花。应怕路人争看杀，垂帘一幅子儿纱。”这种“私寓”制度，直到清末民初，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。

    由于男风盛行，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些怪现象，如夫妻同爱妾童就是一个例子。《晋书&#183；海西公纪》记载：“帝在藩，夙有痿疾。嬖人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参侍内寝。而二美田氏、孟氏生三男，长欲封树，时人惑之。”《晋书&#183；五行志》云：“海西公不男，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，生子以为己子。”这情况似乎和春秋时的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相似，海西公有一些嬖人参侍内寝，他自己有阳痿症而

    不能生育，可是妻妾竟生三男，海西公还视为己出，这实在是太乌七八糟了。

    由于男风之盛，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和冲突。例如，由于失恋（同性恋）就侮辱对方，或动杀机。如《南史&#183；长沙宣武王传》记载：“王韶昔为幼童，庾信弃之，有断袖之欢，衣食所资，皆信所给。遇客，韶亦为信侍酒。后韶为郢州刺史，信过之，韶接待甚薄，信不能堪，因酒酣，乃径上韶床，又践蹋肴馔，直视韶面曰：‘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。’宾客满座，韶甚惭耻。”这是庚信乘酒兴揭王韶的老底，当众侮辱，王韶是很难忍受的。还有，《南史本传》记载：“王僧达族子确，少美姿容，僧达与之私款甚昵。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，僧达欲逼留之，确避不往。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，欲诱确来别埋杀之。从弟僧虔知其谋，禁诃乃止。”为了对方不再和自己搞同性恋了，竟掘大坑要埋杀对方，这真是狠毒之至。从古代至今有不少因失恋而杀人事，看来在同性恋这方面也是一样。这也说明了，同性恋“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，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、过程、满足等等，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。”

    世上发生过不少男子因有新欢而与妻断绝或累杀妻的现象，这是指异性恋，而同性恋也会造成这种恶果。《宋书&#183；五行志》上记载：“自咸宁太康以后，男宠大兴，甚于女色，士大夫莫不尚之，天下咸相仿效，或有至夫妇离绝，怨旷妒忌者。”说明这种现象并非个别。《魏书&#183；汝南王悦传》云：“悦妃阎氏生一子，不见礼答。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，令服仙药松术之属。又好男色，绝房中，轻忿妃妾，至加挞楚。”《晋书&#183；石季龙传》记：石季龙“聘将军郭荣妹为妻。季龙宠优童郑樱桃而杀郭氏。及娶清河崔氏女，樱桃又谮而杀之。”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，像石季龙这样的人有权有势，对家人和劳苦大众握生杀予夺之权，为了好男色而杀两个妻子，司法律的也不敢加以制裁。至于汝南王悦为了好男色而任意挞楚虐待妃妾，就更不算一回事了。

    对男风的态度，还可以明显地从当时公开的诗词歌赋、言论著述中看出来。例如咏晋代绝色美童周小史的诗歌，晋张翰的《周小史诗》：“翩翩周生，婉娈幼童，年十有五，如日在东……尔形既淑，尔服亦鲜，请车随风，飞雾流烟……和颜善笑，美口善言。”刘遵的《繁华应令》：“可怜周小童，微笑摘兰丛。鲜肤胜粉白，腭脸若桃红。……腕动飘香拂，衣轻任好风。……剪袖恩虽重，残桃看未终。……”梁简文帝的《娈童诗》云：“……妙年同小史，姝貌比朝霞。”“揽裤轻红出，回头双鬓斜。……”还有公认的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词，清代诗词大家陈维崧的《贺新郎&#183；云郎合卺为赋此词》：“六年孤馆相偎傍。最难忘，红蕤枕畔，泪花轻飏。了尔一生花烛事，宛转妇随夫唱。只我罗衾寒似铁，拥桃笙难得纱窗亮。休为我，再惆怅。”如泣如诉、哀婉凄伤，蕴满了作者满腔深情。其他如，刘孝绰咏《小儿采菱》，无名氏的《少年》，昭明《伍嵩》，包括后来有名的戏剧《男皇后》等，对于男风描声绘色，极力摹写，淋漓尽致。沈约有一起《忏悔文》说：“汉水上宫，诚云无几，分桃断袖，亦足称多”，说明了当时男风之盛。又《北史&#183；北齐&#183；废帝殷本纪》记载：“天保九年，太子监国，集诸儒讲《孝经》。令杨诸传旨，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：‘先生在世，何以自资？’对曰：‘散愁自少以来，不登娈童之床，不入季女之室，服膺简册，不知老之将至’”。许散愁这一番话，颇有自诩清高之意，这也说明当时“登娈童之床”之风很盛，所以“不登娈童之床”的许散愁反而显得鹤立鸡群。历史上对这一时期的男风还有大量记载，如魏始兴王濬的杨承先、魏齐王芳的郭怀、袁信，秦苻坚的慕容冲，石宣的甲扁，陈宣帝的陈子高，隋炀帝的王蒙等等，很难胜数。

    当然也有女性同性恋者，只是比起男风，数量要少得多，也很少被记入正史。《汉书-外戚赵皇后传》记载，“房(宫女名)与宫(宫女名)对食。”东汉人应劭解释说：“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。”很显然，“对食”即当今所谓同性恋。同性恋是一种性反常行为，它是指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性意识变态。在古代，封建帝王荒淫无耻，三宫六院，粉黛三千，牺牲了大量少女的青春。这些幽禁的宫女因不得与异性接触，性意识发生变态是不足为怪的，“对食”作为同性恋的隐语千百年来也一直在宫中流传。“对食”开始专指女子同性恋，到后来，女子与阉者的不正常行为也称“对食”。另外，在统治阶级的女性中，这种现象也层出不穷，汉朝时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：武帝时，陈皇后宠衰，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巾帻，与后寝处如夫妇，情爱弥笃。武帝开始怀疑，继而下狱究治，始知“巫女男淫”，遂废皇后于长门宫。这就是西汉时有名的“巫蛊之祸”。其实，以今日的观点看来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女同性恋，而且是境遇性同性恋，其中，陈皇后扮演主体的角色，女巫扮演客体的角色。发生这类问题，很可能是由于陈皇后因失宠而产生严重的性寂寞与性饥饿，企图另辟蹊径以渲泄性欲或聊以自慰所致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同性性文化历史悠久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体系，甚至，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。

    古人眷养娈童，自有其标准与方法。同性做爱（主要是男同性恋者）一般是后庭之欢，通俗地说，就是肛交。因此对娈童的培养也着重一个“臀”字。臀要香臀，即不臭、不脏、不松、不过僵、弹性好、无味，甚至有香味最好，此可谓极品之臀。

    培养这种“香臀”自有其独到之法。传说在调养后庭的弹性时，常用熟牛肉切成条填充后穴，润滑熏香则用加过特制香熏调制的精油，包括食物、饮水都有要求，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一个上好的“香臀”，然而，必须要特别注意身体，在此期间，一旦腹泻，就前功尽弃。

    中国的同性恋文化还影响到邻近国家，日本大概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了。日本古代武士社会中的“众道”（男色）现象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。“众道”，简单点说，就是好男色。用日本崇尚美的传统说法就是“菊花之盟誓”。日本男性少年在十五岁以前额前留前发（即“浏海”），这种少年正是被称为“若众”。但一般来说，能够参与修习众道并得到青睐的“若众”，首要的条件要是貌美如花的美少年——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当的。这种少年多为将军、大名乃至武士身边的侍童，也称“小姓”，其实质地位即男宠，或用中国古代古雅的说法就是“娈童”。所以再准确定位一下的话，日本古代武士社会中流行的男色其实应该是一种“恋童癖”。但细细观照日本古代的娈童现象，你又很难说它究竟能否归到同性恋大营里。日本向来高蹈标榜的是男人与男人间的情义，在武士道精神的数百年浸渍下，男人与男人间（姑且不论其阶层如何）的奇特情义是超乎外人想像的。异姓兄弟之情、主仆忠诚之义乃至众道精神，往往和志之情混淆不清。这种感情在日本男人眼中似乎向来不被称为“爱”，而更多的表示为“忠”、“义”。就好像外国人看三国，总把刘备当同性恋，就是因为这家伙看到他欣赏的人物（当然是男人），为了表示亲密和尊敬，往往就“同榻而眠”。

    文化现象上有时候总是存在着惊人的相似。日本、中国、希腊等国家在古代都很盛行男性之间的爱恋（据说古印度也很盛行，但我不太了解），算是比较典型的国家。这里简单做一个比较。西方的古希腊流行长者与少年间的爱恋，被王尔德称为“一位长者对一个青年的一种伟大感情”，比如说苏格拉底和阿西比德──据说后者是当时雅典最美貌的男子。“花儿般的年青”的少年，是古希腊人理想的同性恋情人。而古希腊军营中盛行的这种同性恋情也起到了激励军心的作用。古希腊曾有过一支“神圣军团”，就全部由一对一对的男同性恋组成──因为人们相信爱情能够激发人们的勇气。

    究其共性，很明显的有三点，一是三个国家当时都是把男同性恋当作一种时尚而趋之若鹜，社会舆论也并不认为丑恶；二是感兴趣的大多为年轻貌美的男子；三，往往男男之爱与男女之爱是并行不悖的，且一般而言男人都是要娶妻成家的。或者还可补充一个共同点：三个国家当时的妇女地位都不高。但现象上的相似并不等于实质上的一致。回过头看一下三个国家的同性恋现象，概括一下，或者可以说，古希腊的同性恋情是最神圣的，日本古代的同性恋情是最暧昧的，而中国古代的同性恋情是最狭邪的。

    但无论如何，中国古代同性恋现象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。关于中国古代同性之爱种种，还需多方考证、研究。也许，同性之爱被大多数人异视，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分歧，但其仍然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“是”或“否”来决定其正误及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不容忽视的影响。它也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之一。希望人们也可以用一种平和的态度来看待它——

    资料全部来源于网络 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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